配股票配资网五四时期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法漂”生活

文/宋庆伟配股票配资网

1924年7月1日，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合影。前排左一为聂荣臻，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先后有21批共计1900余名中国先进青年漂洋过海前往法国，开启了他们“工读结合”的“法漂”生活。

做工

做工是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维持基本生活的主要途径。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工作是由华法教育会根据学生的就业意愿、资金状况、身体条件等安排的。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先安排其入校学习，之后再寻找工作，进行工读结合。而对于经济拮据的学生，则立刻安排他们入工厂做工，先养活自己，再入校学习。为尽快安排勤工俭学青年就业，李石曾等人与法国工商界人士广泛联系，向他们寻求入厂做工名额，结果较为乐观，前几批勤工俭学青年基本上都找到了工作。徐特立在给湖南学界的信中说：“学校工厂随时可入。特立等到巴黎仅六日，即全数分配各工厂各学校。”这与蔡和森1920年3月在一封家书中的描述基本一致。他在信中说，“现在此间的勤工情形，大略还好”，“苦工、机械工皆有做”，“我想最好全家来法为妙”。

根据新民学会总干事、华法教育会工作人员萧瑜（即萧子升）统计，截至1920年8月，“到法之学生已有一千五百余人，觅得工作者约八百人”。据此统计，除了山西、福建、广东、安徽等省的官费以及半官费生，需在法国做工以维持生活的学生大多已被安排入厂。勤工俭学青年进入的工厂五花八门，各行各业都有。有造船厂、汽车制造厂、化工厂、印刷厂、橡胶厂、造纸厂、药厂、中法实业银行等大中型企业，也有画馆、照相馆、电影院、豆腐作坊等小型企业。他们所从事的工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徒工。这类工作在技能和法语上门槛低且各类工厂都需要，因而初到法国的勤工俭学青年从事此类工种的较多。1919年5月首批到达巴黎的学生中有很多被安排到勒克勒佐的施耐德工厂做学徒工。他们在学徒部学习电气、机械、翻砂等基本技能，刚开始每人每天只有5法郎的生活费，后来增加到10法郎。这些学徒工中有不少人通过努力成为熟练技工。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勒克勒佐施耐德工厂当学徒时“每日十四佛郎二十生丁。学装修电机点灯等事技能可学得”，半年后“工作亦略纯熟，法语亦颇有进步，工资也增加到十五六佛郎一天了”。

第二类，粗工。一般由身体好、力气大且经济拮据的勤工俭学青年所从事。与学徒工相比，粗工的劳动强度要大得多，因而粗工的工资也比学徒工高一些。1919年5月首批到达法国的勤工俭学青年中，有不少已身无分文。他们在6月就进入制胶厂做粗工，每天工资12法郎。到了8月，从事这种“没有技能只用力气”工作的勤工俭学青年已有30多人，大多集中在制胶厂，“每日工资十方（法郎）至十五方”，“有几位精力好的同学，每日挣得二十余方”。此后，由于勤工俭学青年源源不断地拥入法国，学徒工岗位极其有限，很多勤工俭学青年没有选择余地只能选择做粗工。据1920年6月到蒙塔尔纪橡胶厂做粗工的聂荣臻回忆：“我们这些人大多数只能做些粗活。”就工作内容而言，粗工的工作既累又脏，如砍树、埋尸体、挑石头、扛木头、背铁块等。在木材厂做粗工的盛成回忆道：“搬木头、扛木头，不要手艺，倒要一副硬肩背。第一天，做了六点钟。回来倒在床上，饭也不想去吃，连大小便都懒得起来去解。”粗工的辛劳程度可见一斑。罗学瓒在一篇通讯中也提到：“制胶厂是勤工俭学生同志做工最苦的、最无意思的处所。先本是借这个工厂安置这些不懂法文、没有工作技能又急于做工的一个过渡处。”

第三类，技术工。如车工、机械工、制图工、钳工等。这类工作技术含量较高，门槛也比较高。只有那些在国内留法预备学校、高等工业学校或大型工厂中学得初步技能的学生才能胜任此类工作。比如，1919年5月首批到达法国的勤工俭学青年中有20多人曾在保定布里村留法预备学校或长辛店留法预备学校学习过，具有一定的机械操作技能。他们到法国后直接进入工厂，从事制图、制版、钳工等工作，每日工资10～15法郎，有的可达20余法郎。还有一些勤工俭学青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徒工历练，逐步转为技术工。比如，在勒克勒佐施耐德工厂的21名勤工俭学青年，在做了半年学徒工之后，陆续转为正式技术工，每日平均工资可达15法郎以上，另外每月还有15～100法郎不等的福利。此外，粗工也有通过努力学习转为技术工的。赵世炎在一封信中就提到，他和初入工厂的勤工俭学青年都从事杂工工作，几个月后“我们同伴几个人现已有在机器上做工，我不久也可以去作机器”。

入学与工余学习

除极少数人先工作后入学外，大多数勤工俭学青年都是先入学后做工的。蒙塔尔纪公学是中国勤工俭学青年最早进入的，也是入校人数最多的一所法国中学。李石曾、蔡元培等热心赴法教育运动的人士都曾就读于该校且与校方关系较好，加之该校食宿费用低廉，在勤工俭学青年中颇受欢迎。1919年5月首批到达法国的勤工俭学青年共计91人，其中有51人就被安排在该校学习。学校还有针对性地为中国学生开设专班以补习法文。一些法语底子好的学生，也可以插班听其他课程。该校所需费用，包括学费、伙食费、洗理费、住宿费等，一个月仅要130法郎。1920年2月进入该校学习的蔡和森在一封家书中指出：“我们的学膳费极其便宜，三个月的预备，每人只费四百法郎。现在一个袁大头（银圆），在巴黎中法实业银行可兑得二十个法郎，故我们在学校每人每月只费得六块多钱（洗衣等费用都在内）。”

除蒙塔尔纪公学外，先后有十几所法国中学陆续接纳了中国学生。此外，除进入中学学习外，也有考入法国中等专业学校或职业学校的。一位就读于法国工科职业技术学校的勤工俭学青年回忆：“学校开设课程以几何、绘图、物理、机械为主，每日四小时上课，四小时实习。学生毕业后，主要充任技术工人，较之中国的职业学校，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很强。”此外，还有极少数勤工俭学青年进入法国高等院校学习，他们中的大多数本就是国内的大学生。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震旦大学学生。五四运动期间，震旦大学学生由于参加爱国运动被校方开除者高达100余人。这些被开除的震旦大学学生，先后有数十人选择留法继续完成其高等教育。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就读的学校有巴黎大学、巴黎水陆工程学校、图卢兹农业专门学校、巴黎土木工程专门学校、巴黎机电专门学校、伯里医学专门学校、格勒诺布尔大学等。

经过3个月预备期后，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只能进行工余学习。白天在工厂辛苦工作8小时或是更长时间，回到寝室后拿起书本进行自学。罗学瓒就是工余学习的典型代表。他下午四点半收工，“到五点钟就可开始读书，若是九点睡，可以读四小时，假如十点睡，更可以多读一小时”，“大约此地同伴读书时间，多者四小时，少者二三小时”。在钢铁公司做粗工的王若飞也在日记中描述：“统计每日做工八点钟，读书五点钟，睡眠七点钟。其实认真研究学习，每日读书的时间，并不在多，果能做到心不外驰，读一点钟，要比别人读三点钟或四点钟。一天读五点钟的书，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

在学习内容上，除学习必要法语知识外，他们多侧重于社会政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其中以湖南学生最为典型。1920年7月，蒙达尼公学暑假期间，新民学会在法会员和其他的湖南勤工俭学青年在蒙塔尔纪聚会，参会的有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萧瑜、萧三、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季光、熊淑彬、欧阳泽等13名新民学会会员，王若飞、袁子贞等人也应邀参加。他们讨论决定：合住一处，共同研究各种学说。萧瑜还提出搜集欧洲各党派书报上百册，然后分工阅读，最后举行讨论会，交流思想观点。

此外，蔡和森还积极与国内挚友毛泽东进行思想交流。1920年9月，蔡和森致信毛泽东批判萧瑜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并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毛泽东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向蔡和森介绍了国内党组织的组建情况。除此之外，以蔡和森为代表的中国勤工俭学青年还努力购买、搜集法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邮寄到国内。国内知识青年也将国内出版的先进书籍邮寄到欧洲，供勤工俭学青年阅读。毛泽东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时，就曾一次性寄给蔡和森等湘籍青年大量的书籍。旅欧勤工俭学青年工读学习的方法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精神可见一斑。

吃、住等生活日常

在生活方面，法国餐桌上的圆形面包、葡萄酒和凉水，对习惯吃米饭、喝热汤的勤工俭学青年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在蒙塔尔纪中学的中国学生描述：“酒喝不惯；冷水在冬天，也不愿喝；厚皮面包，则吃惯米饭者，也感到难于下咽。午晚两餐后，新来者都在吵食不饱。然而有一大半的餐桌前的圆面包依然放着未动。”校方反复解释，“红酒是补血的，非学会去冲冷水喝不可！面包硬皮比内面软心更营养，因为麦精都在皮上，也非吃了不可”，“但新来者多嗤之以鼻，毫不为动，仍旧吵饿”，“后由校长夫人想出办法，每餐烧水一桶，且将前一顿剩下的面包厚皮，切成碎块，煮在汤内，各人可食两盆汤，然后皆大欢喜”。法国的冬天异常寒冷，加之蒙塔尔纪中学没有暖气设备，为避免受冻，“大家把从中国家乡带来的棉袍、棉短袄都拿出来御寒，花料绸缎，一时纷陈，惹起法国学生们大为奇怪，聚而观之”。后来，校方规定“在寝室里穿上中装，在教室里裹起一件大外套”，这样既可以保暖，又不会引来法国学生的大批围观。

走出学校，走进工厂的勤工俭学青年为了生存和学习不得不节衣缩食。在住宿方面，他们不得不多次比较、再三衡量后才住进价格相对低廉的房屋。如湖南学生贺培真在菲尔米尼所租的一间小房子，一个月租金为40法郎，两人合租，可以做饭。为了租到这间廉价的房子，他连续跑了4天，比当时进厂还要难。相比在外租房的，那些住工厂宿舍的勤工俭学青年要省事省钱得多，上下班方便，也能省下车费。王若飞等22名勤工俭学青年在一家大型炼钢厂做工，最初“工厂指定的宿舍和食堂，都是同黑人、阿尔及利亚人、西班牙人在一块寄宿的建筑，彷如营棚，每间可容纳一两百人……污秽恶浊，实在不能住”。后经同学交涉，厂方将一间可容纳百余人的大房改为七个小间，“五间作寝室，一间堆行李，一间作公共读书的地方。自来水、电灯、床铺、桌椅设备很完全，比起学校的寝室，相差不多了”。住宿条件较好的是勒克勒佐施耐德工厂。一位在该厂工作的勤工俭学青年回忆：“我们所住的房子是工厂的，二十一人住的一间大房，所有被盖、桌椅都是工厂准备的。每人毛毡毯子、白单被各二，草褥、软褥各一。每人一大排柜，可藏衣服、书籍、用具而有余。”另外，“房子每日由工厂派一葡萄牙人为我们洒扫一次，冬天煤炭也由他预备，白单、被褥每月由另一葡人为我们换洗一次”。罗学瓒也住在这个工厂里，他认为：“每月仅取费五方，也还便宜。”

饮食方面，做工的勤工俭学青年一般都自办伙食。聂荣臻回忆：“法国的蔬菜，同中国差不多，夏天也吃茄子、辣椒这些东西。城市的菜，大都是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运来的。主食方面，能买到大米，卖面包的杂货店也很多。”那些住在工厂的勤工俭学青年起初也是在工厂食堂吃饭，每日要花费三四法郎的饭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他们不得不自己办伙食。在勒克勒佐施耐德工厂的21名勤工俭学青年每天轮流由3人在厨房值班做饭。这样不仅吃得好，而且每天的伙食费也降低到了1.5～2.5法郎。散住在厂外的勤工俭学青年，为节省费用，一般都会共同租住，轮流做饭。

入厂后勤工俭学青年既要做工又要学习，生活紧张而又清苦。据聂荣臻回忆：“每天六点起床，吃一点早饭，七点乘地铁车，七点三刻到工厂，八点上工，十二点下工；下午一点半上工，五点半下工，乘地铁车回家已经七点钟；弄好晚饭吃了，到旁边一个义务堂上两点钟课，回转来已十一点钟，就马上睡觉。”每天的午饭都是在前一天晚上做好，带到工厂。中午下工后，“就拿着带来的东西，跑到工厂门外塞纳河畔，坐在大石头块上冷吃。有时口渴，就到自来水管旁去喝一点水”。冬天的时候，吃着冷饭，“那刮面的冷风，砭骨的寒气，凄惨曚昽的天气，更令我全身发抖，精神不乐”。尽管如此，他们仍每天坚持学习。

正是这种坚持，这些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在研究和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最终汇流于国内的革命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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